医改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控体系

日前，在2014第五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上，广州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表示，慢病防控是围绕医学模式转变的系统工程，需要关口前移。过去，中国卫生政策和医疗界都在关注疾病治疗，却忽视了疾病预防。

2009年，国务院发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出，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、健康教育、妇幼保健、精神卫生、应急救治、采供血、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。

“然而，一直以来，我们口口声声强调预防为主，但却未贯彻到实际医疗服务当中。”廖新波指出，慢病防控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和医疗系统的事情，而是从顶层到底层，自上而下的过程。医改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控医疗体系，并在慢病管理的全过程中，实现医改的三回归：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、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、尊重生命理念的回归。

慢病防控未放在首要位置

廖新波表示，新医改五年来，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不少资金，但放眼国际，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。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009年的4.4%提高到2012年的5.7%。与国外相比，2000年，美国医疗卫生投入已占财政支出的20.5%，1998年，德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18.89%。

从投入上看，中国并没有把慢病防控放到首要位置。廖新波指出，中国2011年卫生费用流向显示，投入到公共卫生机构的仅占8%，城市医院占40%，县医院占13%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3%，卫生院占6%，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占2%，门诊机构占10%，药品零售机构占10%，其他占8%。

廖新波指出，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明，60%的死亡与慢性病有关，且70%的慢性病可以通过预防来控制。那么，在有限的资源下，如何合理使用公共卫生资金呢?

他建议，公共卫生资金分配优先次序有四个金标准：一是安全有效果，所投入的疾病负担大，社会有需求;二是符合社会伦理和公平准则;三是具有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益;四是经济上可行、组织上可行。

另外，公立医院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导致其以经济为中心，出现过度医疗等现象。廖新波认为，中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。如果公立医院以防控作为中心，就会尽量让公众少生病。

政府责任不明

3月25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“公共产品”，必须下大力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

但在现实中，公立医院的基本医疗、慢病防控都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。廖新波表示，各级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，形成了各自独立、相互竞争的格局，造成医疗行为的扭曲，淡化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，损害了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。

“导致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政府投入不足。”廖新波指出，以2010年广州、深圳、香港三个城市的收支情况为例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三个城市的GDP分别为10604.48亿元、9510.91亿元和17841亿港元;三个城市的医疗预算开支分别为21.5亿元、43.41亿元和540亿港元，三个城市教育加医疗预算开支占税收的比例分别为1.33%、5.48%和44.92%。

廖新波表示，“内地财政对教育医疗的投入状况由此可见一斑。正是由于上述原因，公立医院不得不走向市场化，最终扭曲其公益性。”

他总结表示，问题症结还在于政府责任不明、理论模糊、补偿机制迟迟不能制定、监管机制没有建立及缺乏第三方评估。

形成尊重生命的氛围

廖新波还表示，这需要从制度与社会上形成对生命的尊重的氛围，并明确政府与社会的各自责任。如果中国落实好政府责任，让市场去做该做的事情。那么，慢病防控一定会得到有序推进。

廖新波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改进：一是要明白医疗服务的属性。基本医疗并非医疗服务产业，不可“薄利多销”。因为“薄利”往往与偷工减料、窥视知识和亵渎生命相连。

二是完善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体系。行业组织的自律与自治体系要构建起绝对的专业监督权威。

三是改革医生薪酬体系与支付体系。过分指责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很伤害行业自尊，而且根本就是一种懒政。要从根源上和法律上加强力度，保障医生的权益。

四是加强医学科普教育，增强全民健康素养，形成尊重生命和尊重医生的社会风气。

五是规范媒体广告宣传，甚至禁止医疗广告。